2012年7月23日

作客巴黎 / Un expatrié à Paris



臺灣客家電視臺的「作客他鄉」節目,六月底赴法國拍攝僑居海外的客家人生活。巴黎是製播團隊此行的拍攝城市之一。透過大學學弟的居中牽線,我也有幸參與了這次外景工作。

法國有多少客家人?又分佈在甚麼地方?我剛到法國時常想起這些問題卻不得其解。後來才知道,法國強調各種族平等融合,所以不以膚色或種族為分類進行人口普查。也因此,所謂的「客裔」人口數量並無詳細官方數據可供參考。可以確定的是,法國海外屬地留尼旺島與大溪地的華裔移民,大多都是客家族群,胼手胝足,在當地享有一定經濟地位。

電視臺製播單位並非要我拿出寫論文的本領,一五一十考據客家源流與海外移民史。節目拍攝的重點,乃是新一代客家族群的生活點滴及其所見所感。於是我們不但走訪知名景點,更深入觀光客罕至的外來移民區。有幸的是,我們剛好在艾菲爾鐵塔附近,巧遇歐洲盃足球賽的戶外轉播。我們向流動攤販買了兩支「Made in China」的法國國旗,興奮加入在地年輕人搖旗吶喊的行列。不但用法語大喊「Allez les Bleus(法國加油)」,更不忘在鏡頭前來個「Allez les Hakka(客家加油)」!

說來有趣,許多我們印象中代表客家的事物,在巴黎反倒不一定是客家的專利。例如臺灣知名的客家菜「梅干扣肉」,在巴黎卻是溫州餐館常見的小菜。我曾經對學習中文的法國友人提起「客家」一詞,並向他解釋了客家族群的長年遷徙、為人熟知的勤儉、努力工作等特質,以至於過去常被比喻為華人世界的猶太人云云。友人聽完以後半開玩笑地說,這種種描述,指的明明是溫州人吧?

法國友人對客家特質的解讀頗有意思。事實上,溫州移民給法國人的印象,的確是拼命工作,不斷遷徙,試圖找到更好的生存環境。今年初我在漢學會議上,就曾聽到一位義大利教授報告,說是在溫州有一所「移民博物館」,裡頭佈置了各種歐洲生活的美好想像,鼓勵子弟們赴海外努力掙錢,造福自身並且嘉惠桑梓。 

在巴黎,其實也有一座移民史博物館,坐落在凡仙森林的入口處。這棟建物原為上世紀初殖民博覽會的展館,二〇〇七年改建為博物館,展示各族裔移民在法國的歷史淵源。有些移民原是勞動苦力,有些是戰亂遺民,有些則是為法國流血的外籍兵團。博物館為了彰顯國家價值,固然少不了許多看似輝煌的時代紀錄,但更引人注意的,是展場內一張張泛黃的身分證件、鍋碗瓢盆、護身符、甚或打發時間的口琴。哪怕看似平淡無奇之物,卻都是當年移民在離鄉背景前夕萬中挑一。飄洋過海的皮箱裡,每一件衣衫、每一個小玩意兒,牽起移民與故鄉的單薄聯繫;斑斑駁駁的痕跡或污漬,都是人生停格的記憶。

隨著時光過去,作客他鄉為異客,他日客鄉成家鄉。或許,「客」與「家」的疆界,在他鄉已漸漸不再明顯。法國的客家,也早已與其他族群一樣,融入了法蘭西的土地。


(原載於2012年7月22日《國語日報》少年文藝版。照片1:法國移民博物館入口。照片2:法國二十世紀初期簽發的華人苦力「外勞證」。)

2012年7月9日

巴黎鄉巴佬 / Paysan de Paris

法國作家阿拉貢(Louis Aragon)的《巴黎鄉巴佬》,一九二六年出版。他以散步的節奏、超現實的筆觸,描述歌劇院拱廊與巴黎東北郊公園的景觀。書中瀰漫著神秘的氣韻,捕捉生活細節裡的幽微奇異。書名標題的「鄉巴佬」一詞,原意是指農民。巴黎市區地小人稠,基本上沒有機會看到農民種地。於是寓居巴黎的人們,若想親近田地,只好利用週末假日出城,在郊區農民面前成了真正的鄉巴佬。 

住在城市有其便利,但更多人為求開闊舒適的生活空間,寧可選住城郊。例如我的友人朱利安,來自中國安徽,畢業於知名美術學院,之後來到法國進修。民國時期的知名畫家徐悲鴻、劉海粟當年也有留法的經驗,於是他們成了朱利安的心靈導師。每每與朱利安聊起繪畫與法國生活,就離不開徐劉二人的創作經驗與美學視界。 

從小籠罩在黃山的蓊鬱氛圍裡,到底不愛城市的斗室。所以朱利安的住所,位於巴黎西南郊奧賽市的湖畔旁,門外就是一畝老圃。圃內是自己栽種的蔬果番茄,遠眺是舒坦曠遠的高山。閒來撿拾絲瓜青豆,幾番快炒就是一道道時鮮佳餚。清茶代酒,日落餘暉,不失為鄉居樂事一樁。 

十八世紀初,奧賽地區的領主查理布歇德奧賽出任巴黎市長。由於整治塞納河南岸有功,於是路易十四便將一段河堤命名為「奧賽堤岸」。後來建於此處的火車站,自然而然叫做奧賽火車站,而火車站拆除以後所成立的美術館,正是今天名聞遐邇的奧賽美術館。奧賽美術館不在奧賽市,但以美術為志業的朱利安,卻意外與這段歷史產生隱隱約約的連結。 


我與幾位日本、臺灣友人都曾相偕前往朱利安的鄉間居所。該處有處洛茲爾湖,湖畔旁總有悠閒的釣客等待願者上鉤,而湖心島上的水獺卻得有幸才能目睹。綠頭鴨不時踏水而來,偶爾還有鴛鴦悠悠成雙游過。繞湖一週,遠方可見叢叢森林,秋天時多有野菇可採。我們去的不是時節,但卻見到鄰居豢養的亞洲馬。此種馬軀幹矮小,褐白相間,據說本非歐洲所有,而是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,八國聯軍因「五十五日圍城」事件進入北京,一解西方僑民之危後攜回。我想起徐悲鴻一生總愛畫馬,水墨酣暢,風雷奔馳,但不知是否就是眼前這看似溫馴、性情和善的亞洲馬。

回到巴黎市區,我在住家附近曾發現一方小苗圃。裡頭雖有幾株香菜、花苗疏疏落落,可惜柵欄深鎖,從不知此地所為何用。當然,阿拉貢筆下的「鄉巴佬」,本是讚嘆城市角落裡的異想絢麗,追求一種現代性的神話,並非故作園藝指南,要人親自蒔花養草,當個業餘小農。只是此書成於二十世紀初年,當時人們在城市裡尋找先進文明的光,百年後的現代人則是在城市裡想望著田地的香。鄉野在遠方沉靜綿延,而城市裡總有跳脫現況的幻想。也許農民在巴黎反而時尚,而你我卻總是巴黎的鄉巴佬。



(原載於2012年7月9日《國語日報》少年文藝版。照片1:奧賽市洛茲爾湖畔一景。照片2:巴黎市區一處苗圃。)